后城中村时代：谁能给社会底层的年轻人居住尊严？

在6月25日西关虎屯小区失火造成十几人的伤亡之后，群租一词已成为众矢之的。

6月和8月，《大河报》分两期报道了郑东新区绿地老街的群租现象，外人由此得知，在这个郑东新区的高档住宅小区，竟然也存在着群租人群。

但是，就在社会对群租一边倒的讨伐之时，没有会想到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群租生活而来，大学宿舍正是群租生活的典型之地。

群租之所以千夫所指，大概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打扰了小区内原住民的生活，从而遭到集体抵制，另一种则是群租的安全隐患。

但是群租本身，却是任何一个城市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，比如说名声最为显赫的香港笼屋和日本的胶囊公寓。

香港笼屋

香港笼屋，俗称床屋，分布在深水步等旧楼，居民一般是新移民或者年长者。

笼屋是香港社会底层人士的聚集地，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，犹如一个个笼子。这些住在笼子里的人称为笼民。

笼民是一个长期困扰香港的社会问题。1994年香港颁布了《床位寓所条例》，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，力图改善并减少笼屋。

但是因为床位寓所，以及出租床位租金低廉、地点方便，有一定的市场需求。因此，香港政府部门并非简单地取缔床位寓所，而是透过立法确保床位寓所符合消防、卫生或楼宇安全的基础标准。

香港没有一股脑的取缔群租这个社会问题隐患，而是通过立法来保障这些居住着的安全。归根结底，香港保护的是任何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居住尊严。

至今尚有十万人居住在香港的笼屋之中。

日本胶囊公寓

1960年代历经战后荒颓的日本，逐渐走向经济高度成长，导致都会区人口迅速膨胀、居住空间不足。

一群怀抱远大理想的建筑师们想像着未来城市的样貌，他们思考的问题是：在年轻人如潮水般涌入的大城市中，是否有一种能提供给他们尊严的居住方式？

如果可能的话，这种居住方式能否可以批量复制，在有需要的时间和空间，如有机体一般迅速复制出一栋大厦。

闻名全球的中银胶囊塔便是在此时建立。中银胶囊塔的设计师是大名鼎鼎的黑川纪章，他与矶崎新、安藤忠雄并称日本建筑界三杰，师从丹下健三。

中银胶囊塔

中银胶囊塔内景

中银胶囊塔内景

在日本国内，不少失业或面临失业的经济窘迫者，不得不入住只能横着爬进去的胶囊旅社。放眼望去，旅社楼道两旁是两排整整齐齐的格子间，好似火车卧铺。格子铺共分上下两层，每个格子间深不过2米，宽和高不过1.5米。格子间全密闭。一个人在格子间里最多能半躺半坐着，根本站不起来。

但是，这些却是日本底层人群的居住保障，让任何一个落魄者都能得到居住的尊严。

郑州的城中村

比起香港的笼屋和日本的胶囊公寓，大陆与之最接近的一个场所，也许就是城中村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城中村都给人们不好的印象，脏、乱、嘈杂、居住着城市中最底层的人群。

但是，城中村的房租却更便宜，吃饭也更便宜，路边小店的服装鞋子也更便宜。在一个内地的城市中，也许只有城中村可以承载得起一个年轻人的城市梦想。

正是这样的城中村成为城市中新一代年轻人的落脚地。她是一个布满残缺的温床，接纳了的数十万的外来者，使得他们不会流落街头。

而又有多少年轻人，正是踩在这个温床上，一步一步千方百计努力逃离温床，许多人终得以脱身，成功的融入城中村外的城市。

但是，城中村却是城市的遗忘之地，在各种力的作用之下，城中村正在被城市发展一点一点地蚕食，而与之相伴的，正是城市年轻人的居住选择，逐渐稀少。

时至今日，郑州市建成区内228个城中村，如今未被改造者已不过百，而每天早上陈寨公交站、刘庄公交站排队等车的年轻人，通过宏大的场面述说着底层年轻人的居住宣言。

单只一个陈寨，就居住了近14万人。而陈寨一旦被拆，这些庞大的居住人群，又该去哪里落脚？

不容置疑的是，原本每月几百元的房租，会瞬间上升数倍，当每月房租达到了工资的三分之一之后，对于收入微薄的年轻人来说，将会成为巨大的负担。

无人机高空镜头下的城中村

无人机高空镜头下的城中村

郑州群租与中产阶级的矛盾

正是城中村拆迁，造就了郑州合租市场的旺盛，而合租房一开始入市，便被社会诟病。

不管是香港的笼屋、日本的胶囊公寓，还是中国的城中村，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，有固定的区域，有独立的场所，可以在城市中独立存在，与城市相拥而存，却又可以做到遗世独立。

香港和日本的群租群体，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有着明显的隔断，两者几乎相处无碍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郑州的群租房却如同水中之鱼，悄无声息，大量存在于中产居住的商品房，甚至是高档社区，几乎是无孔不入。

而在郑州媒体的报道中，郑州某高档小区的业主是这样说的：“这里住了一群在饭店干厨师、服务员的年轻人，也不太讲究卫生。因为里面是男生宿舍，门经常开着，他们经常把穿过的鞋子放到门口，弄得整个楼道臭气熏天，入户门都不敢锁闭，俺家孩子上学都是捂着鼻子跑下楼。”

群租者的到来，打破了原住民的安静生活，也让原本祥和的小区如同是忽然失去了屏障一般，安全指数直线下跌。

同样是这个高档小区，一个妈妈刚给自己的女儿买了辆捷安特自行车上学，中午女儿回家吃饭，上学时忽然发现车子没了。

在监控中，保安直接指出了偷车的年轻人，并如数家珍一般说出这个人在一期偷了多少辆，在二期偷了多少辆，在三期偷了多少辆。并告诉业主，你下次不要买捷安特的自行车了，因为他专偷捷安特的车。

业主气愤地问道，你既然知道他是小偷，为何还让他进小区。保安说，他就在这个小区住，我怎么能不让他进小区。

而这些，正是群租之难！是群租群体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居住环境。

群租是如何进入到高档小区的？

群租进入到商品房小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原住民的排斥也是理所当然之事。

人是需要安全的群体，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家的边上每天都充斥着不安全的变数。但是，群体房为何能够进入到高档小区里的呢？

就像上文中写的那样，业主眼睁睁的看着偷自己自行车的贼就在自己身边，最终却无计可施。

她能找物业吗？但是物业说，这小区里的住户，他们是不能对其进行驱赶的。

她能找业主委员会吗？但是又有几个小区成立的业主委员会？而又有几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是组织健全，运作正常的？

她所能找的，也许只有房东，但是房东既然已经将房子租出去了，就说明他已经置身事外了？并且就算找到又能如何？因为房东也可能并不知情，因为他是将房子租给了二房东的。

也许，正是物业的不作为，以及业主委员会职能的缺失，导致了群租在商品房小区的泛滥。

退无可退的群租

香港的笼屋有政府负责消防、卫生等基础的工作，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居住保障。

郑州的群租，场地大部分都是二房东私自改造，分床位收取租金，甚至在根本不存在居住条件的厨房都加有床位，这些租客甚至是整天与燃气为伴。

但是，在现实制约下，年轻人并不能对这些有所挑剔。马斯洛需求层次告诉我们，在一个城市没有一张床可以睡觉，会让一个人充满恐慌，有张床甚至是比吃饭更为紧要的是事情。

在居住地不断被侵蚀之后，底层年轻人的选择余地已经寥寥无几，就算他们有着很高的追求，却也不得不一步步地放低身份。

在城中村时，一个不大的小标间至少还是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，而群租房，却连隐私都已放弃。

群租，放在任何一个城市，都会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，但是在大陆外，还鲜见有城市会对群租完全拒绝。

从香港到日本，社会对群租的容忍，表达的是社会对底层人们的居住尊严的尊重。黑格尔说，存在的即是合理的。因为，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，正是满足了社会某些方面的需求。

而完全的杜绝，只会使得群租更加隐秘，或者是变相的隐身，但是绝对不可能像人们期望的那样，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掉。

在中学的课本上，有一个词形容中国，叫做地大物博。可不是吗？在中国的眼里，香港、日本、欧洲的这些小国甚至都还没有中国的一个尾巴的面积大。

但是在这些弹丸小国里，却容得下任何人的存在，因为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。

因为他们知道，群租是一个不会消失掉的存在，只要群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土壤，就一直会存在。

但是在中国，这块地也许永远都不会找得到。

（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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